工作、采购，甚至翻出了一条母亲的旧裙子，打算改成适合的尺寸。
“晚上好，但愿你们白天过得愉快。”罗伊斯上尉走了进来，依然没有人回应他，他接着说下去，“好像要变天了，海浪很大，我通常十点钟回来，恐怕会打扰你们，我可以走厨房的小门，你们可以锁上大门。”
听起来可真像一位绅士。我嘲讽地想，重重地踩着缝纫机，为我的裙子码边，不和他有任何交流。
“祝你们晚安。”我听见他立正致礼的声音，军靴底部砸在木板上，我的眉头跳了一下。
“这下方便多了。”老怀特斯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锁上大门，省得见到他。”
“我们从来不锁大门，也不会为了任何人锁上大门。”我坚持道。
“好吧，随你便，孩子。”叔叔摘下眼镜，他的起身越来越不容易了。
“又难受了？”
“你知道，战争的创伤永远治不好，能怎么办呢，痛苦也是一种敌人，但还是得活下去。”他拄起了拐杖，拒绝了我的搀扶，一个人往卧室走去。
我的心情不太好，因为叔叔的身体，因为家里的不速之客，因为收音机里盟军不利的处境，我出了门，点燃了一支烟，聊以慰藉，烟草的雾气升腾而起，经过肺部的一瞬间，将带有我的全部压力与思绪。
军官的座驾停在门口，我想把烟扔进他的油箱，想了想又忍住了，除了激怒这些德国浑球，我谁都伤害不了。
似乎有什么人在看着我。
我抬起头，马尔科·罗伊斯正站在窗前，不再是那身军装，而是普通的衬衫，人模狗样的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依稀觉得他是在对我微笑——这恶心的德国浑球在对我笑，看我在门前吸烟对你来说很好笑吗？
我用脚踩熄了只抽了一半的烟卷，回到了房子里。
第二天早上我在排队采购的时候又看到了他，只是这回他穿着军装，我认得他的车，所以多看了一眼，他对我点了点头，我默默回身，不加理睬。
比遇见德国人更糟的是，我的自行车丢了，我只得走路回家，脚上起了很多血泡。
“方法好用吗？”老怀特斯建议我用冷水冲一冲脚。
“脚还是很疼。”我赌气地说，“反正以后得习惯走路了。”德国人到来后，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，我们负担不起一辆新自行车。
我赤着小腿和脚，往上面浇着冷水，试图让自己舒服些，厨房外的窗口有动静，我循声望去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在外面——我连忙放下了裙子，跑回客厅。
他将军帽拎在手里，又把手背在身后，仿佛这样能让我们好受一些。
“晚上好。”他温和地说，“今天的天气很冷，在德国也一样。”
一片沉默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说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我的手头总要做点别的事，来表现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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