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在听，老怀特斯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德国人的抵触。
“…我非常尊重那些热爱自己祖国的人。”
又是立正的声音，他的军靴踏在木板上。
我烦躁地放下了手中的书。
“很久没听你弹钢琴了。”
“你想听什么，巴赫、莫扎特、还是贝多芬？”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德国人。
我的情绪更坏了。
“不光德国有作曲家。”
“有他在我就不弹。”
我决不会让德国人享受我的琴声。
（叁）
我一个人坐在路边，脚实在太疼了，从前有自行车代步时还好，现在简直像从我脚上割肉。
罗伊斯的车从我面前经过。
他停下了。
该死的他停下了。
“小姐，能请你上我的车吗？”
我当作没听见，拎起我的篮子大步向前走，好疼，钻心的疼，但我不能让德国人在我面前占上风，他的礼貌、他的车，包括他的人，不过是侵略者的糖衣炮弹，只有软弱的人才会上当。
他的车一直跟着我，我感觉到他在看着我，哪怕我根本不会多分给他一个眼神，当他意识到我宁可强撑着也不会认输的时候，终于命令司机驶离了我。
当他的车走远后，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。
真的好疼。
回到家，老怀特斯正端着今天的报纸——两名德国军官被爱国青年打死，为此德国人处死反抗军的俘虏九十九人
今天马尔科·罗伊斯迟到了。
“也许他是那两人中的一个。”我满怀恶意地说，紧接着他推开了门，我不小心被针尖戳了一下手指。
绝不是我在为背地里诅咒人而心虚。
这次他没有向往常一样对我们打招呼，而是径直上了楼。
难道他听到了我的话？
还是因为上午我拒绝了他的车？
几分钟后，他换了一身常服走下了楼，如往常一样的打招呼开始，“晚上好…请原谅我，我的房间非常冷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想过来烤烤火，暖和一下。”
他走到壁炉边，把手指靠近柴火，指尖因为寒冷而泛起淡青，“很暖和，像在我家里一样，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很怕冷。”
他如往常一样谈了几句他的生活，比如家乡多特蒙德的冬天有多寒冷，他少年时代和其他孩子一起踢过的足球，他喜欢的音乐，诸如此类的琐事，他总是一个人在说，因为无人回应，“…有些人参军是完全自愿的，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家族传统…我们没有选择。”他致意道，“祝你们晚安。”
周末的上午，皮埃尔的痛呼声吸引了我，我从窗外望去，男孩“哎呦哎呦”地叫，被高大的军官抱在怀里，送到他母亲的身边。
我关上了窗。
“你上次摔倒的时候，那位德国先生和你说了什么？”玛丽太太喜欢让我带着皮埃尔，所以我和这孩子时常在一处。
“他说没事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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