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二十天的“庸”(劳役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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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商贸业,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,商贸税的税率很低,且不是主要税种。也正因如此,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,万邦来朝,天下商贾八方云集,四海货物琳琅满目。
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,为了支付军费,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。
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、巴蜀地区,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,即率贷。
除了江淮、巴蜀,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,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。
然而,随着战事胶着,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,朝廷必须另想办法。
此时,第五琦(姓‘第五’,名琦)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。
第五琦陈奏道:“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,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,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,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,倘若能授我一职,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,立即支援函谷关、洛阳前线,只待陛下下令。”
肃宗听后大喜,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、司虞员外郎、河南等五道支度使、司金郎中等要职。
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,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,比如吴地的盐、蜀地的麻和铜。
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,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。
于是,在徐太傅的建议下,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,保障财税: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,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,从汉中再到凤翔。
这条水路难度大,运力小,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,并不直接将盐、麻和铜运送到朝廷,而是就地卖掉,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。
将盐、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,既减少了运输成本,又多卖了钱。
由此,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,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。
然而,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: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,各位官员各司其职,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,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,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。
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,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,手揽大权。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,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,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“使”职。比如转运使、租庸使、盐铁使、度支盐铁转运使、常平铸钱盐铁使、租庸青苗使、水陆运盐铁租庸使、两税使等等。
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,由皇帝直接授权,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,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和制衡。
由于这些使职主办具体事务,时间一长,朝廷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中下层官吏的手中,将朝廷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,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朝政效率的低下,进一步加剧了大唐帝国财政的困难。
蜀山悬剑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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